同行评同行，评得更内行，看一个前媒体人评价媒体和媒体人的读书状况，听起来虽然很刺耳，却不得不承认有一定道理，他说：

“我是做媒体的，给大家一个忠告：离开了学校、老师之后，你们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媒体、新媒体。但是，千万不要跟着媒体去读书，去思考。媒体推荐、谈论的书，很多都是价值很低的，甚至是垃圾。但是这不是媒体的错，因为媒体不是学术杂志。我们现在的媒体里面，几乎没有几个读书人了。那些活跃在媒体上的专栏作家、学者，大多数是不学无术的。受了他们的影响，你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傻瓜。而且是一个自以为会独立思考的傻瓜，一个自以为满脑子健全常识的傻瓜。”

媒体里几乎没几个读书人——这个同行的判断虽偏激，却触及媒体和新闻业在知识上一个巨大缺陷，也是媒体人很少愿意面对的软肋：一个身处公共信息集散节点上的文化群体，掌握很多信息，却远离知识，没有严肃阅读的习惯。他们的专业没有多少核心知识，天然缺乏知识本钱，习惯以“常识”为知识工具，工作没有输入知识的压力，知识特别容易老化。新闻业，冠以“新”之名，却离“新知”很远，为信息过载所累。被热点和信息所淹没，想到好几天没读书了，我常惊出一身冷汗。

作为一个专业，新闻业本身好像没多少书可看？人们常诟病“新闻无学”，批评这个专业没多少学问，首先表现在没几本值得看的经典，没多少必读的书。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工作时，箱子里会装很多书，方便随时查阅。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不经常读新近文献，就会觉得离这行很远了，同行讨论时插不上话。这些行业都有公认的学科经典和知识偶像，不读几本必读的经典，都不好意思说是这个行业的人。新闻业好像没有这种书吧？不说读文史哲吧，媒体人好像也很少读新闻学者写的书，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做好新闻所需要的知识，绝不是从新闻学理论书籍中获得的。

干这行，好像也不需要读什么书？记者找选题写新闻，靠的是“新闻鼻”和“常识感”，而不是知识感。医生遇到疑难杂症作诊断，需要去翻医学书籍，向医学院教授求教。法官碰到有争议的法律问题，要找法学院知名教授座谈研讨，“某案研讨会纪要”甚至能成为判案论据。记者在新闻实践中遇到难题，会向学院和书籍求教吗？不会，新闻实践依靠的多是常识判断，世道人心，常情常理，经验理性，媒体人靠着经验去捕获选题，靠常识去积累分寸感，用常识去洞察人心和写作。新闻业名为“新”，实际上做的多是重复劳动，如塔奇曼在《做新闻》中所观察到的，日复一日，将新闻纳入一张大网，按常规框架去生产就行，好像没多少知识含量。记者在编前会讨论业务，很少去援引哪本书哪个学者的理论。传统的采写编评摄，深度报道调查报道，好像没有哪个岗位需要读很多书才能胜任的。

新闻业的工作节奏，似乎也没有给读书留下多少时间？一个热点接着另一个热点，一个大稿接着另一个大稿，每天要把频道填满，不能让版面空着，热点此起彼伏，新媒体更需要24小时的工作节奏，疲于应对不停息的内容生产，都有都赶截稿时间的节奏，哪有时间和心境读书？新闻是个消耗性很强的产品，一个作品带来的热度和影响，很快就被消耗殆尽，需要你奔向下一个热点下一个作品。新闻工作的残酷就在于，需要永动机般的工作状态，去满足人们对“新”的信息消费渴求。新媒体更加剧了新闻业的工作内卷，公与私已经失去界限，从业者须24小时处于在线状态，哪有可以安静坐在书桌前的闲暇状态。

这种不读书的状态，使新闻业成为知识特别容易老化的行业。很多人走出大学校门后，就没认真读过一本文史哲经典，靠吃大学的知识老本，凭常识经验做各种判断，在常规框架中做重复劳动。把碎片化的信息当知识，把常识当思想，把畅销书当严肃阅读，观念水位和专业能力无法提升。不读书，远离新知，知识老化，观念落后，史感缺乏，可能也正是我们新闻界缺乏受到尊敬的人物，新闻业缺乏时代性、现象级优秀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常识感很重要，但常识的知识含量并不高，光靠常识感提升不了新闻业品质。黑格尔说过，所谓常识，往往不过是时代的偏见。如何超越时代的偏见？必须要有充分的、海量的、经典的阅读。所谓经典阅读，是指那些出版超过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书，而非当下畅销书和新书。当下受到欢迎的畅销书，多是对当下常识感和偏见的迎合。学者陈平原说：当一个学者说出一句话、表达一个观点或者写出一本书来，大家都叫好，证明你跟大众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样才可能有一呼百应的效果。一个好的学者，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十年以后才能感觉到他的价值，二十年以后大家会觉得他有预见性，这才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新闻这份工作与热点贴得太近，容易让我们对当下形成一种过于熟悉的感觉。黑格尔说：一般说来，熟悉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悉的。所以，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者倡导“回溯阅读”：一种让我们的头脑向不同的经验开放，并因此抵消社会条件和主流媒体影响的阅读方式。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只阅读现在的东西，无论范围多广，我们都会很容易广泛地吸收被共享的错误观念，而这些错误观念是今天被当成事实来教授和使人相信的东西。活在热点场中的媒体人，如果缺乏“回溯阅读”的能力，不去回溯阅读那些经典，不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很容易把共享的错误和偏见当真理，在知识老化中失去时代瞭望者的能力。

媒体人在常识感中追求与大众的平行，转型转晕了头，甚至刻意追求“下沉”，去吃庞大的下沉流量，追求一呼百应的10万+，而不是通过严肃阅读去前瞻和预见，去作当下问题的监测者和未来的瞭望者，新闻怎么会有深刻，这个行业怎么能赢得更多尊重，专业在学术系统中岂有地位？媒体人知识老化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得过且过，搞一个10万+挣一个工分，而不是站在10年、20年之后看今天，在往昔的异乡中揭示人性，敏锐地洞察微妙的变化，用未来去引领当下，为当前社会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尽新闻之力。

写作和读书都是挺“苦”的事儿，这世上从来没有单纯的快乐，没有不经过“苦”的兴趣和欢乐。不坐冷板凳，没有真正的思想和身体劳动，不自己去品去翻越晦涩难懂的大山，靠花钱让别人替你读、然后喂养给你，既没营养，更不会融入你的身体滋养你的思想。我的反思，共勉！

推荐《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南希·K·拜厄姆（董晨宇 唐悦哲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交媒体和人际关系是当下的热门显学，我一般不太喜欢这类追逐时尚和热点的新书，认为热门的事物和对它的思考是需要沉淀的。但这本书吸引了我，让我对似乎很熟悉的社交媒体有了深层次的认知。译者董晨宇在序中谈到了“让陌生之事变得熟悉”和“让熟悉之事变得陌生”，避免过于熟悉而形成的平庸化危险。我正是带着这种陌生化的视角来理解社交媒体这个已经深嵌入我们日常的熟悉之物的。我喜欢这种让自己感觉陌生化的阅读，这样才有增长见识，如果只看合乎既有想法的书，永远只会知道已经知道的事，形成见解的内卷化。

作者作为第一代深度的社交媒体使用者，通过扎实的研究对社交媒体作出全新的阐释。比如对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她跳出了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视角而提出了驯化论：技术决定不了我们，社会也决定不了技术，但可以驯化技术，我们如何使用和表现这些技术，谁使用它、如何使用它、谁不使用它，会影响到一种技术的后续发展，技术最终呈现出的样态，是人驯化出来的，就像人对宠物的驯化一样。她还谈到了成人对儿童使用新媒体的恐惧，本质并非道德恐慌，而是成年人害怕丧失控制权的表现。父母常将新媒体视为控制和监视孩子的手段，而孩子却将其视为实现独立和隐私的方式，冲突由此产生。

常有人痛心疾首地认为作为中介的社交媒体毁灭了具身的社交，她认为，中介并不意味着贫瘠，中介化交流应该被视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不是具身交流的缩减版本，新媒体并不会用虚假的模拟来削弱或替代真实的参与，大多数人并没有利用这种去实体性来创造梦幻的或者根本上具有欺骗性的自我。